可见当时清军的家底是很厚实的。
19世纪世界最大军火进口国，为何还拿鸟枪大刀上战场？
西蒙以戏谑、调侃的口吻写道：“战斗伊始就意外缴获清军这么多先进武器，等于给联军一万六千名军人配备全副武装还有富余，只可惜我们的士兵一人只有两只手。”
当时没有今天的技术封锁这回事，对于亚洲国家，欧洲强国基本是只要出钱，什么先进武器都可以卖给你。等于说八国联军很大程度上靠着缴获武器攻入了北京。
这些武器，大部分是在仓库里被发现的，而不是在清军手里。
为何清军把武器藏在仓库里，却不发给部队用？
20年前，曾国藩和李鸿章刚打完太平天国和捻军，二十年的内乱终于结束了，曾国藩和李鸿章在烦恼一件事，这事甚至比打仗还头疼。
这问题是军费的报销问题。
当时湘军淮军要报销的军费合计约3000万两银子，因为湘军淮军工资很高，士兵是为了钱在打仗，曾国藩和李鸿章其实就是个总包工头，带着乡亲们出来打仗，常年在外不回家，士兵工资很大部分基本是拖欠着。
只有最后工程做完了，皇帝满意了验收给钱，然后士兵们才能拿到全部工资。
太平天国，捻军都打完了，皇帝对工程质量也表示满意，也愿意给钱，但按照当时的财务程序，需要户部来审计，审计合格后皇帝盖印。
难题来了，户部的工作人员，书吏们提出按规矩，曾国藩和李鸿章必须出一笔钱贿赂他们，才通过审计。当然这笔钱当时不叫贿赂，而有个名字叫“部费”。
他们要的有多少呢？全部报销费用的1.3%。
等于说3000万两银子，要出40万两贿赂。
按晚清时代的白银的购买力，这钱相当于现在的8000万人民币！
曾国藩和李鸿章拿不出来，也不愿意拿出来。
当时就算打点一名军机大臣，给1万两也很够意思了。
而且这40万两还不是分给户部的堂官的，而是分给户部的一般工作人员-----书吏们的。
从身份上来说，他们的地位和曾国藩天差地别，但他们形成的团体，却可以真做到一手遮天，哪怕是户部尚书，敢破坏他们的既得利益，都有可能被他们赶走。
原因很简单，这种部费虽然实际是敲诈，但却是全天下的书吏们的几百年来的正常收入一部分，而书吏们其实承担了政府运营的实际工作，当官反倒是不做事光拿钱的，不按规矩来的结果是得罪全朝廷的书吏，最后结果是无论办什么事以后都会遇到麻烦。
所以曾和李还真不敢不给这钱。
最后讨价还价，把40万两还价成8万两。
但曾国藩还是不满意，于是写了一篇报告给皇帝，讲了自己的难处，请求这笔军费不给户部审计直接报销。
而皇帝同意了，曾国藩感激涕零，觉得这比让他升官还高兴。
但最后曾国藩还是按先谈的这8万两价格，把钱给了户部官吏。
跟皇帝打招呼只是个保险，以免户部书吏们涨价。
但给钱的规矩是不能破的。
腐败已经深入社会各层次了，在晚清，不仅仅是在户部领银子，在兵部领武器，去仓库领养马的粮草，都一样得给负责人贿赂，哪怕得到领导批准，你也得给一笔钱给实际办事人，不然别想领到武器。
这时候，如果带兵的军官也没那么无私，不愿意掏腰包，那手下士兵当然不会装备有武器了，至于训练更不可能有了。
所以晚清很多时候，军队都是在作战前在哭诉子弹枪械不足。
等到上级匆忙的给钱给枪给子弹下来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仓库里都是新枪新子弹，而士兵手里却还是老式武器为主，李鸿章虽然有钱，但也除了少数精锐外，也没法让军队日常训练也用得起库存的武器，而即使在战争前拿到新武器，文盲士兵也没法几天之内学会使用，一样没用。
似乎每个王朝的末期都很相似，腐败深入了骨髓，深入王朝的每一个角落，无孔不入。
所以，不管是清末，还是明末，不能说是装备比人差而打不过，实际上都是内部已经腐朽了。
就大明王朝这个时候，各种装备不说世界领先，反正绝对不输给西班牙、葡萄牙、荷兰他们最早期的海上三兄弟。
对比建奴，更是有绝对优势，建奴最怕的就是大明的守城火炮。
可没用，打仗装备只是其中一小部分，关键还是国家实力，打整体，打兵马钱粮各个细节。
朱由校大声催促湖对岸的太监：“你们下水，给韦爱卿的船调个方向，让船再自己划回来！”
太监们闻言，几个会水的跳下了水。
他们费力的给船底调头，别看韦宝只是做了一个船底，却是五米长一米宽的船底，上面还有笨重的简易蒸汽机，并不轻便。
船调头之后，原路返回。
朱由校守在岸边，生怕船触岸边的时候会撞伤，亲自去用手挡了一下。
韦宝笑道：“陛下，微臣调的速度慢，没事的。”
“能停下来吗？这样一直烧下去，船是不是要一直自己跑？”朱由校问道。
“可以让其空转，只是浪费一些火炭。也可以在空转之后，把火炭炉门关闭，没有了热能，蒸汽机就停了。”韦宝问道：“陛下要停了蒸汽机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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